布赫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各民族人民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包括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内的我国少数民族，还多一层反动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处境更加悲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心各少数民族的疾苦，一直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民族问题，由于它接近内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党对其更是特别重视。
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最高利益”，把我们党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乌兰夫诞辰110周年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大庆到来之际，我们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站在“各民族的最高利益”的高度，重温创建内蒙古自治区时的初心和过去的历程，颇具现实意义。
为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方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高瞻远瞩，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发展了一批蒙古族青年入党，在北京蒙藏学校建立了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1925年分别建立了中共内蒙古和绥远、察哈尔、热河特区工委，发动领导内蒙古早期革命活动。从此以后，无论条件多么艰难，斗争环境多么残酷，中共在内蒙古的组织和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过。特别是1925年前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选派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赴莫斯科深造，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领导农民运动，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等，培养出了一批内蒙古早期革命的领导骨干。抗日战争时期，又在延安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培养出了更多政治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他们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的战争年代和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光辉业绩。
早期的内蒙古民族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内蒙古民族运动也蓬勃兴起。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辈，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共产国际、蒙古（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冯玉祥的国民军等多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近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尽管它是包括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组织，政治主张和追求不尽一致，但在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的推动和全国革命大势影响下，它对内蒙古以国民革命为主导的民族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没有多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受此影响，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以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为代表的右派领导集团也随之叛变。
为了解决白云梯右派集团的问题，1927年8月由共产国际主持，在外蒙古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特别会议，揭发批判了白云梯集团的错误，选举产生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左派占优势的新中央领导机构；重申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时决定，把党的名称由“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白云梯等坚持错误，他们潜回内蒙古后封锁库伦特别会议的情况，仍以该党中央领导人名义召开会议，公开发表反共声明，将白云梯把持的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右翼集团改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党部，彻底分裂了这个党。白云梯分出的这个党的右翼，成了国民党右派在内蒙古实行白色恐怖的马前卒，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使内蒙古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
1928年上半年，改组后留在库伦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接连召开会议，重整旗鼓，曾派人回内蒙古部分盟旗开展工作。虽然又有郭道甫主导的呼伦贝尔暴动，席尼喇嘛领导的鄂尔多斯红色政权等革命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察觉到设在库伦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陷入了部分王公与亲日的蒙古族上层鼓噪的“泛蒙古主义”。当时共产国际认为“泛蒙古主义”是日本扩大侵略的工具，1933年4月曾通告中共中央：“应坚决同反动的泛蒙古主义作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设在库伦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活动和作为。
1925年建立的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包括它整顿改组后留在外蒙古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始终没有形成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坚强有力、独立自主的领导核心和统一意志，再加上它长期在外蒙古远离本土等种种内部外部原因，其失败的结局已不可避免。习仲勋在《乌兰夫同志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一文中说：“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支持下，就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
在早期的内蒙古民族运动中，也不乏李裕智等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操劳的仁人志士。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将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试图借外力建立“大蒙古国”的上层人物，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先在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王爷庙建立了伪满兴安傀儡政权。继而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又西伸，掌控内蒙古中部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此人妄图实现其“成吉思汗第二”的野心，引狼入室，1936年2月他与一批上层人物在苏尼特右旗建立伪蒙古军司令部，5月在化德建立伪蒙古军政府。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军侵占归绥、包头、绥东南与察哈尔，之后，又建立了伪蒙疆政权。日本侵略者并无意助他们圆“大蒙古国”的美梦，只是以此作诱饵，笼络他们充当傀儡，为其侵略中国服务。这些试图借外力建“大蒙古国”的人，美梦没有实现，却成了在外国侵略者控制下奴役自己同胞的工具。
1931年9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他除按原定计划部署中共在西北地区的工作外，要求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西蒙工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把工作重点转向做军队工作，准备武装抗日。不久王若飞因叛徒告密被捕，中共西蒙工委在尽力营救王若飞的同时，及时派中共党员朱实夫、赵诚等打入德王蒙政会保安队。其策略是：先争取德王回心转向抗日，如争取无效，在德王公开降日时就策动蒙政会的保安队起事。为此，乌兰夫等中共西蒙工委的同志，曾几次亲自到百灵庙摸底并做德王工作。根据德王动向，打进其保安队的朱实夫等中共党员与云继先等爱国军人紧密配合，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组织，于1936年2月21日发动蒙政会保安队暴动，在中共领导下打响了内蒙古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在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的形势下，这支百灵庙暴动的蒙古族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这支部队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在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配合下，由抗日将领白海风师长带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四年之久，拒侵华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具有爱祖国、爱民族光荣传统的内蒙古人民，由杨植霖、高凤英领导，在土默川地区组建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2月，李井泉率八路军一部挺进大青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展开顽强斗争。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并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长期艰苦的抗日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加深了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深深感受到中华各民族是血肉相连、情同手足、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据此，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确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其定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同时确定，这项政策首先在地处北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内蒙古实行。
抗战胜利后的探索和奋斗
为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194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任命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乌兰夫为绥蒙政府主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名义任命乌兰夫为绥远省主席兼归绥市市长（因归绥市被国民党傅作义部占领未到任）。乌兰夫受中共中央之命，随即率一批中共老党员、老干部，从延安出发到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随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复电中，明确乌兰夫“主持蒙民工作”。从此他担负起了主持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重任。
此时，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内蒙古东部原伪满兴安地区和中部的原伪蒙疆地区，在国共两党和双方军事力量都还没有到达时，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分别集中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兴安盟王爷庙、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在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带领下，各自在探索战后内蒙古的出路。他们当中，有殖民统治时期曾在伪政权和各种组织里任职服务的人员，有日本投降前夕起义的原伪军、伪军校的官兵与学员，也有受共产国际派遣长期潜伏的个别蒙古族联共（布）党员等。起初他们不约而同，都先搞了一段“内外蒙合并”，并分别派人到库伦向外蒙古最高当局请求接纳。因受国际协议制约，外蒙古最高当局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回内蒙古找中共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他们回来后，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建立了以原伪蒙疆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赉为主席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王爷庙建立了自称与中国为“宗藩”关系、以原伪满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为主席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海拉尔建立了以原伪满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为主席的呼伦贝尔自治省（后改为地方自治）政府。这三个战后匆忙建起的“政府”，具有代表性的是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中共中央从内蒙古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考虑，认为需要尽快把集中在这三处自发而起的民族力量，引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轨道。为此，接连给有关中央局、分局和受命主持内蒙古蒙民工作的乌兰夫发电报，指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做法。早在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电报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应由乌兰夫同志负责拟定我军进入蒙区及对蒙人的纪律及必须注意的事项数则，以资遵守。”“统一西蒙领导。暂规定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及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而以乌兰夫同志和两个中央局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至于蒙古干部，应统一由乌兰夫分配。”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报给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贺（龙）、李（井泉），明确指示：“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云泽（乌兰夫）同志可留你处主持蒙民工作。”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明确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明确了将要成立的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也明确了乌兰夫是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同时还指示：“对德王、李守信一派，应采取打击、分化与孤立政策”，“对过去反德王及不与德王合作的上层分子，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政府，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少限度。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步改造”。
以乌兰夫为代表进入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有步骤地成功解决了战后出现的内蒙古民族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晋察冀中央局直接领导下，1945年10月上旬，乌兰夫带领少数几名干部，到苏尼特右旗“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反复宣传讲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 “临时政府”中的多数人特别是蒙古族青年，认为乌兰夫等人讲得有道理，接受了乌兰夫等人的意见。在他们配合下，很快把“临时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争取了过来。因为当时还是苏蒙联军临时军管期间，他们接着又做苏联红军中支持“临时政府”的军官的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尽管有些人不愿意放弃 “临时政府”，但同意调整其组成人员。于是，乌兰夫等同志决定采取灵活措施，用重新选举的办法先把它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然后再谋下一步的彻底解决。就这样，经重新选举，乌兰夫当选“临时政府”主席，还有几位与乌兰夫一起去的同志成了“临时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临时政府”改组后，以粮食供应困难、燃料缺乏、交通不便等为由，乌兰夫提议将其迁到了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随后逐渐停止了它的活动。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进来，“临时政府”也就自然而然地自行解散了。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晋察冀中央局将乌兰夫的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为驳斥有人诬蔑乌兰夫“反党叛国”的谬论，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
解决苏尼特右旗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是内蒙古的共产党人与战后自发而起的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接触。在这第一次接触中了解到，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心向祖国和自己民族的。他们之所以跟着当地上层代表人物搞“内外蒙合并”和“共和国临时政府”，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反动宣传影响，不了解中共和国内情况。他们一旦了解后，就会放弃原有的不切合中国国情和民族问题实际的想法和做法，而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它指引的光明大道。特别是他们中的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在乌兰夫带领下由苏尼特右旗迁到张北县又来到张家口后，同来自延安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老同志很快融合到一起，积极主动地投入了筹建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这种情况说明，一些曾在伪政权任过职做过事的人，一旦醒悟，就会投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来，成为内蒙古革命队伍的新成员。经过紧张筹备，11月26日至28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代表会议，即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和大会《宣言》《公报》《反对内战通电》《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电》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由21人（后增至2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如果说苏尼特右旗“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的解决，是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前奏曲”，那么“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诞生，则是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发起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即将成立时，乌兰夫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在谈内蒙古自治问题时说：“必须指出，我们目前所主张的自治，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民主。”“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治。”他还说，“过去少数人的统治并非自治”，并指出“这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他用“民主”“原则区别”六个字，把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自治”，与过去王公贵族、蒙奸傀儡标榜的“自治”，泾渭分明地区分开了。
盟旗代表会议即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明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代表着内蒙古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一个群众团体，它将领导内蒙古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大道”。代表会议《公报》宣告：“从此，内蒙古人民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代表全体内蒙古人民利益的群众团体，同时也是引导内蒙古人民走向彻底解放道路的统一领导者”；“内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诞生，标志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有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奋斗目标的新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团结内蒙古民族各阶层和各族人民，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一面光辉旗帜。乌兰夫一直高举着这面旗帜，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带领内蒙古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取得民族自治运动的彻底胜利！
1945年12月初，内蒙古东部战后在王爷庙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派蒙古族青年包玉琨，持特木尔巴根写给佛鼎等蒙古族早期共产党人的信函，来张家口联络。当时佛鼎等都不在国内，刚当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乌兰夫接见了包玉琨。在交谈中知道了东部战后的大致情况。为履行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引导内蒙古人民走向彻底解放道路的统一领导者”的使命，为能尽快把内蒙古不同地域自发而起的民族运动，统一到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面旗帜下，经请示晋察冀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乌兰夫决定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赴内蒙古东部调研，谋求尽快把内蒙古全区域的自治运动统一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如何解决内蒙古东部的问题。194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有关分局的电报中说：“西满及热河的蒙古民族对我态度之好坏，为我在西满及热河成败的决定条件之一，望你们十分注意研究这一问题，并通令全军对蒙古民族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电给林（彪）、李（富春）、程（子华）、聂（荣臻）、贺（龙）并彭真、云泽（乌兰夫）称：“林（彪）前所告内蒙人民革命党纲领过左，我们不能赞成该党之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应劝告其改变方针。”2月24日，中共中央发报给东北局、西满分局、热河（冀热辽）分局，指出：“我们研究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主张和行动以后，认为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成立这样的自治共和国式的政府仍然是左的。”又指示：“耐心说服他们，改变作法”。并说：“警告如他们坚持现在的作法，我们即不能支持他们，必要时还要声明与他们无任何关系”。3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报指示热河（冀热辽）分局、西满分局、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对东蒙自治政府政策应慎重，并要相机说服他们接受区域自治，但仍应以团结为主，不要操之过急使他们离开我们趋向国民党。”同时要求“热河、西满各派一人去赤峰，与乌兰夫商谈或乌兰夫去西满分局一次，商得共同意见告诉中央”。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有关中央局、分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的东蒙工作团，对东蒙自发而起的民族运动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研。调研后的分析是：“东蒙自治政府是在没有人民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由上中下各种力量组成的。其核心存在左中右三种势力。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广大进步青年。上层封建右翼分子担任了政府主要领导职务，中下层青年左翼分子控制了军队。自治政府中，还混入玛尼巴达拉为代表的极右分子。”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提出的工作方针是：“赞助自治，维护团结，发展进步力量，全力帮助青年进步势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赴东蒙工作团和相邻解放区领导机关派到内蒙古地区工作的干部，按照上述工作方针一面调研，一面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主旨是说服他们改变“方针和作法”，目的是要他们接受“共产党领导”和“区域自治”。
根据中共中央决策，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运筹，1946年3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要领导人齐集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所在地承德。在冀热辽分局直接领导下，经双方会商，确定各派7名代表，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主持下，以会谈形式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会谈的方式是：先开预备会，即除双方主谈代表主谈外，其他代表自选对象个别交谈或开小型会议交谈沟通思想，达成共识后再开双方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通过《统一会议主要决议》。
在预备会期间，双方争论激烈，特别是两位主谈代表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方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他们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理由是内蒙古是牧业经济，没有产业工人阶级，不适合共产党领导；对于自治问题，他们主张要像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写的那样的高度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方没有自己的另外主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它的主张。这就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民族区域自治。理由是：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不可能每个民族分别有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共产党。全国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所以属于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内蒙古革命，即内蒙古自治运动，就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关于“自治”问题，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同胞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深深地感受到由我国各民族同胞构成的中华儿女，血肉相融，情同手足，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只能是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宗藩”关系的高度自治，不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尤其是不符合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实际。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讲自己的道理，总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和联合会方代表一起分析会谈形势，提出有针对性地做东蒙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在分析会谈形势时，首先考虑到东蒙政府代表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乌兰夫等同志认为主要原因是历史和社会环境，即生存条件所致。从而，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党中央特意指示我们“耐心说服”“不要操之过急”。基于这种情况，乌兰夫决定先同与他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长期在内蒙古东部潜伏的联共党员特木尔巴根谈心，将心比心，促其率先转变态度，以推动整个会谈向前发展。
这一做法颇具成效，两位在异国留学时的同窗各倾衷言，通过深沉的回忆，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了契合点。这就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才会有光明前途。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舍此别无他路。有了这样的共识，特木尔巴根提出：“可不可以将我的联共党员转成为中共党员？”乌兰夫以理解的心情作出肯定的回答，应承报告党组织审批。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很快批准了特木尔巴根的请求。
紧接着乌兰夫又邀哈丰阿谈心，收到了相同的效果。在哈丰阿认识提高、思想转变后，也发展他为中共党员。
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这两位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中乃至整个东蒙这支自发而起的民族力量中，都有影响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转变，给会谈带来了转机。他们两位态度转变后，主动配合做东蒙代表的工作。乌兰夫趁热打铁，及时到东蒙政府代表会上做思想工作。很快双方对会谈的核心问题，即由“谁领导”“要什么样自治”和与此相关的主要问题，都达成了共识。
这就是《统一会议主要决议》上明确写的：“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与此相关的主要问题，包括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行解散，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改属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统编为内蒙古自卫军等，都写入了《统一会议主要决议》。
4月3日，召开双方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补选了联合会东部的副主席、执委和常委等。随后，双方首席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先后致词。乌兰夫在致词中高度赞扬了东蒙自发而起民族运动中的同志为民族解放探求和奔走的精神。他说：“东蒙代表同志为（内）蒙古的事各处奔走，为的是解放（内）蒙古。对这个我是很钦佩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能够冒险艰苦地奔走，如包玉琨同志这种精神，实在是好。”博彦满都在致词中说：“我们认为中共是为解放民族，为民主主义而努力的。中共的目的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因这样的关系，我们跟随中共，在中共领导下而迈进。”“更有我们作中心的云泽（乌兰夫）主席，从来为（内）蒙古民族自由奋斗到今天，他又曾在中共中央延安研究过多年民族问题，我们有这样理想的中心人物，实在是可以放心的。”两位首席代表的致词，字里行间都浸透着理解、包容、和谐的情怀。特别是博彦满都讲的“我们跟随中共，在中共领导下而迈进”，“我们有这样理想的中心人物，实在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语言不多但明确有力，道出了东蒙这批民族革命者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四三会议”后一个多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批准，于5月25日至27日在王爷庙举行东蒙古人民代表临时会议，贯彻“四三会议”讨论通过的《主要决议》精神。经选举产生了兴安省临时参议会和中共领导的兴安省民主政府，组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四三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建立的中共东蒙工委相应改为中共兴安省工委。“四三会议”主要精神的贯彻落实和这几个机构的建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行解散，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实现了由民族革命到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实现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内蒙古全区域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长期被分割的历史；标志着战后仅存在9个多月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含其东蒙本部及由其改组而成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由它领导只存在3个多月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完成了其“民族革命”的使命，一个撤销（当时称为“做发展的解消”）、一个解散，聚在其名下的一批民族革命者一跃而进入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属的东蒙古自治军统编为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内蒙古自卫军；1945年10月5日成立的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于1946年5月29日改为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时，它又转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这些组织上实质性的变化，给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全面推进铺平了道路，为解放战争爆发后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为创建内蒙古统一的自治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四三会议”正因为引起了这样大的变化，才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四三会议”的成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成功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答案必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正确，中共中央决策英明，全国革命大势的影响，自治运动联合会方代表按中共中央指示耐心做思想工作等。此外还有一条也很重要，这就是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原来不切实际的主张，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和主张。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四三会议”的成功。
“四三会议”和落实“四三会议”精神的“五二七会议”后，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广泛深入地展开。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内蒙古解放区和全国其他解放区一样，奋起英勇抗击。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及其直属机构由张家口撤到察锡草原，10月至11月间，在乌兰夫主持下接连召开内蒙古党委（原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党委，撤离张家口时晋察冀中央局赋予它地方领导责任）和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会议，建立调整加强战时体制，对战时斗争任务作了全面部署。从内蒙古解放区地域辽阔分散的实际出发，决定建立中共察锡工委和察锡行政委员会，创建察锡根据地。兴安省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按照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的部署和要求，为适应战时需要，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中共兴安省工委留在王爷庙指挥全局；建立中共兴安省政府分工委，带领省政府和临时参议会到海拉尔建设北部后方基地；省军区转移到阿尔山指挥对敌作战。他们这样切合实际的分工与布局，相互密切配合，有效地领导指挥了东部四盟作战和开展自治运动等各方面的工作。察锡、兴安和卓昭、巴乌地区都各自为战，在相邻解放区中央局、分局及军事指挥机关统一指挥下，很快进入战争状态，投入解放战争。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要求自治运动联合会总分会、分会在密切配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部队抗敌的同时，按照各地不同情况，继续发动群众，结合支援前线等工作，推动自治运动向前发展。
在此期间，潜藏在兴安省临时参议会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玛尼巴达拉（兴安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副主席、原伪满兴安总省政府总务厅厅长）浮出水面。为清除内患、巩固兴安省北部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决定，中共兴安省政府分工委书记、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坚定、机智地逮捕了玛尼巴达拉，解送西满法办。省临时参议会包括主要领导在内的一些人却闹起了“救玛”，还扬言弹劾省主席。经公布玛尼巴达拉犯罪事实后，真相大白，“救玛”停息。这一问题的解决，教育了干部，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兴安省北部根据地。
内蒙古解放区军民，在相邻解放区主力部队帮助下，经过半年奋战，随着东北、华北战局的发展，在解放战争和自治运动两个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为建立内蒙古全区域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1946年8月1日，乌兰夫就曾在《关于内蒙古土地问题的意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目前，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及东北蒙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一百七八十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克服了两次独立运动，承德会议（四三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足蒙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1月18日，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并告云泽的电报中说：“承德会议后，东蒙自治政府解散，很多人不同意。当时从‘为全国和平民主应走曲折道路’说服了一些青年，并以东蒙四个盟组成兴安省作为自治基地，这样蒙人尚感不过瘾。现国民党包办国大开幕，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呼声颇高，国民党已进入内蒙有所策动。现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都主张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大公报记者亦有要求内蒙自治的呼吁。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内蒙自治政府问题应采取如何态度，是否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比自治运动联合会更具政权性质的机关。此问题根据全国形势，我们是否可以在国民党之先有一确定之主张。”
194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复电称：“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与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此事请即考虑，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便于最近期内实现。”
根据中共中央决策，1947年2月，乌兰夫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和总会机关人员抵达兴安盟王爷庙，即刻投入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紧张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对此都很重视。为使筹备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和东蒙总分会、中共兴安省工委、省政府等主要领导人都邀请到哈尔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东北局直接领导下，由乌兰夫主持就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充分商讨。包括方方面面的主要领导人，在团结融洽的气氛中，共同起草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会议文件草案，提出了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为保证中共对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顺利完成代表大会的任务，还建立了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党团组织。
为了全面总结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特别是“四三会议”后一年来自治运动全面发展的工作和经验，提高联合会执委和人民代表的认识，真正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在代表会议前先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提前到达的代表会议代表都先参加了执委扩大会议。执委扩大会议从4月3日即“四三会议”一周年的日子开始，23日结束，整整开了20天。乌兰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联合会总会、总分会和各分会及兴安省政府等都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气氛热烈，与会人员情绪高涨，形势一派大好。
4月26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王爷庙开幕。会议按预定议程进行，但在将要选举时，包括已是中共党员的几位代表人物思想出现反复，又提出“建内人党”即“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要“什么样自治”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背着会议党团组织搞了一个“不选除乌兰夫以外的延安老干部、不选抗战胜利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不选汉人”的所谓“三不选”，私下在代表中传递。这种情况一出现，就遭到多数代表特别是农牧民代表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的反对。
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会议党团组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四三会议”《主要决议》代表的是他们中左翼进步分子思想转变后的主张。参加“四三会议”的代表回去传达时，处于中间的部分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右翼分子强烈抵制。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时，部分中间人物观望，极右分子叛变投敌，部分右翼分子认为是“国共之争与我无关”，提出“退出内战”。在这样复杂的形势面前，一些人产生动摇、出现思想反复不难理解。至于“四三会议”期间已是中共党员的同志出现反复，是党内违纪违规的政治错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们入党时间短，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缺乏党纪党规观念所致。
为了保证代表会议顺利进行，会议党团组织在书记乌兰夫主持下，经认真研究确定，首先统一党内思想，当务之急是排除“三不选”，确保按预定方案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至于“建什么党由谁领导”，不属于人民代表会议的“议事范围”，留待代表会议后解决。会议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耐心做部分一时认识跟不上的代表们的思想工作，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把绝大多数代表团结起来，在党团员及农牧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带动下，顺利地完成了代表会议的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博彦满都为议长、吉雅泰为副议长的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以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圆满实现了其历史任务。
1947年5月1日，当选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代表当选的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从此，内蒙古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民族区域自治”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建党问题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曾反复同有关中央局、分局和乌兰夫商讨。对于这个问题，1947年4月1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发电并告云泽（乌兰夫）、李（富春）、黄（克诚）说：“最近东蒙有些人又重提组党（内人党），动机不尽纯洁，”“此问题弄不好，可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同时提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不取消”，“不必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联盟（党）”。4月20日，中共中央电复东北局并转云泽称：“不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而保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此意甚好。”但是，中共中央经多方面考虑后，4月23日，又发报给东北局并云泽说：“关于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如照东北局主张，能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替人民革命党为内蒙人民群众组织”，“而以我党从中领导，自为上策”，“而这些人（思想出现反复的代表人物）又极力主张恢复（内人党），我们党员亦一时难以说服，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我党为中心来建立人民革命党，领导其向革命发展”，“但两者，究竟何者为好，并行得通，仍望东北局根据实况商定之”。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乌兰夫主持召开多次党内会议，以统一党内思想。对思想上出现反复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他们认识提高后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放弃自己的错误想法，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这种情况的出现，给东北局决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授权，经过反复思考，全面权衡，1947年5月21日，决定内蒙古党的组织机构称“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5月26日，又决定乌兰夫等九位同志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委员，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春、奎璧、克力更、王再天、王逸伦、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王铎为委员，吉雅泰、阿思根为候补委员，方知达为秘书长。6月2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关于建党问题及党内团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奉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不再建任何外围党。全体党员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迎接伟大而艰巨的革命斗争。”7月6日，乌兰夫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当时之所以叫“内蒙古共产党”，是为了照顾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并不影响内蒙古的党组织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至此，内蒙古建什么党，由谁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主要代表人物在认识上达到了真正统一，得到了彻底解决。
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和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自此，内蒙古人民走上了创造自由民主、光明幸福新历史的征程。
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共产党工委成立后，内蒙古的蒙古族各阶层和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踏上了创造新历史的征程。但极少数反动分子不甘心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要垂死挣扎做最后一搏。他们以由旧警事人员占多数的自治政府公安部为“据点”，暗中组织了一个名为“内蒙古劳动农牧民革命前进会”的反动分裂组织，妄图颠覆新生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他们的阴谋活动很快被内蒙古共产党工委社会部掌握，及时报告了工委书记乌兰夫。工委当机立断，决定尽快查清事实，彻底清除这一反动分裂组织。乌兰夫指示：“从清查‘前进会’入手，不惜关门重建，也要把公安部的权拿回来。”通过解决“前进会”的问题，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以后，内蒙古各阶层和各族人民，在党的工委和自治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朝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奋勇前进。
革命不分先后，认识也不论迟早。曾经有过错误认识，包括认识转变后又有过反复的同志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后，在创造新历史的征程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都作出了应有贡献，有的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家。如1946年“四三会议”期间成为中共党员的特木尔巴根、哈丰阿，还有与我们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博彦满都等，在20世纪中期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初步繁荣昌盛的模范自治区的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内蒙古民族人民武装的历史贡献
为取得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实现“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民族区域自治的奋斗中，还有一项不能忘记，就是内蒙古民族人民武装的贡献。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属于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内蒙古革命也不例外。中共中央1945年10月23日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明确指示：“建立地方武装。”晋察冀中央局10月27日《关于察蒙情况及方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也明确提出：“组织蒙民自卫武装。”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乌兰夫当选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时就兼任军事部部长。这充分表明了中共中央和有关中央局及主持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乌兰夫，对民族武装的重视。
内蒙古民族武装部队，有的是自己组建起来的，有的是由起义部队改编或收拢的旧军警人员组成的。自己组建的部队组建伊始，就按八路军模式建立和发展，设政工人员和政治工作机构，引入八路军政治工作制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改编和收编的部队是由旧到新，脱胎换骨，经过整顿和不断补充新鲜血液，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和民族服务的革命军队。乌兰夫提出的建军方针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战斗中提高壮大，有的是先训后打，有的是先打后训，有的是边打边训，在实战中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地方自卫武装，最初只有1945年12月组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1946年“四三会议”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内蒙古民族武装由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原隶属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东蒙古自治军第一、二、四师等部队，改为隶属于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内蒙古自卫军骑兵一、二、四师等；9月，在翁牛特旗组建了师级建制的卓索图盟纵队；解放战争爆发后，11月将骑兵独立旅扩编为骑兵第16师，将巴乌地区的4支队扩编为骑兵第11师，将由海福隆火线起义部队改编成的自卫军第5支队扩编为自卫军骑兵第17师。这些民族武装部队，由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乌兰夫统率，在八路军（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冀热辽、西满等相关军区统一指挥下，顽强地抗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虽然解放战争初期，在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改造的部队中发生了多起杀害我政工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但广大自卫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奋起抗敌平叛，取得了抗敌平叛双胜利。而后，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部队党组织领导下，利用战隙整编训练，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中，大批翻身农牧民子弟踊跃参军，给这支民族武装增添了新鲜血液，提高了这支部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后来在新式整军中又经过诉苦，查斗志，健全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工作等，将这支民族武装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战斗力强的真正人民子弟兵。在解放战争中，这支民族武装部队创建巩固并不断扩大了察锡根据地和兴安省后方基地，剿灭了草原匪患，在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支援下战胜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巩固扩大了内蒙古解放区，保卫了自治运动的胜利发展，保卫了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没有这样一支内蒙古民族子弟兵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就没有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它为保卫新生的民族民主政权，为保卫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宁，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1月1日，这支内蒙古人民子弟兵由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中，它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在东北、华北两大战场都立下赫赫战功，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内蒙古人民解放军自1949年5月1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这是这支内蒙古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也是内蒙古人民的骄傲！
削弱消灭封建制度与牧区社会变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先后在全国解放区掀起了清奸反霸和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高潮。这两个群众运动高潮，在全国解放区消灭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加快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
这两个群众运动高潮中的第一个高潮——清奸反霸，在内蒙古解放区主要波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展工作最早的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以及稍后开展工作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1946年夏开始的这几个盟农村的清奸反霸，收到了与全国各解放区相同的效果。但受农村清奸反霸群众运动影响，内蒙古解放区的部分牧区也分了牲畜，斗了牧主和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昭乌达盟即热北地区还仿效农村的“耕者有其田”，提出“牧者有其畜”。这类问题的发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使牧业经济受到了损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和有关中央局、分局发现上述问题后，当时就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错误做法，严肃批评了有关领导。年底，乌兰夫到昭盟林东，直接听了汇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针对出现的问题，乌兰夫分析牧业经济的特点和牧区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农村有什么不同，初步认识到：牲畜是有生命、能产仔的活物，是生产资料；同时，牲畜肉能吃、皮毛能用来御寒，又是生活资料。再加上牲畜很容易死亡和被宰杀，遇到自然灾害，牧业经济很容易造成严重损失。因为牧区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它和只是生产资料的土地不同，与农业相比更加脆弱。考虑到这些因素，乌兰夫已有了不能随意斗牧主、分畜群的初步构想。
《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农村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就要开始，牧区怎么办？乌兰夫考虑，这次的运动要从察、锡、卓、昭，扩展到哲、兴、纳，范围比贯彻《五四指示》时要大。接受那时的教训，这次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党工委特别强调要先试点，取得经验再铺开，还要求有适合牧区特点的特殊政策。这就是乌兰夫从1946年下半年就考虑逐步形成的“三不两利”政策的缘由和起始。
牧区的牧主与牧工之间的“苏鲁克”，属于雇佣劳动，经营方式类似于资本主义。考虑到这一特点，在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牧主实行了比对资本家还要宽的赎买政策，采用了办公私合营牧场的方式，改造了牧主经济，牧主成了公私合营牧场的副场长或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在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工作中，“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可以长”的“稳、长、宽”工作方针。这是乌兰夫和以他为书记的自治区党委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它保证了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六十年代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
1948年6月，乌兰夫在扎兰屯主持召开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会议，为即将在哈尔滨召开的旗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做准备。他全面总结牧区民主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分析牧业经济和牧区工作的特点，初步形成了对牧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想法，明确在牧区是废除奴隶制、削弱封建制。7月，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在哈尔滨召开内蒙古旗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乌兰夫在会上讲游牧区政策时说：“1、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在牧民（工）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发展畜牧业，改善牧民生活。2、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3、实行民主改革，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游牧区经济。”这是后来被简称为“三不两利”政策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表述。从此以后，内蒙古较晚解放地区的牧业区民主改革，都照此掌握，由削弱封建到消灭封建，稳步完成了内蒙古全区的牧区民主改革任务。以后，又从内蒙古牧业区经济凋敝、人口下降的实际出发，提出“人畜两旺”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既使牧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也改变了人口负增长的衰败景况。
1953年6月，中央民委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总结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乌兰夫在作总结报告时，把内蒙古实行的“慎重稳进”和“人畜两旺”牧区工作方针，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的工作方针。对“三不两利”，他作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简明表述，并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十项政策”中的第一项。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文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国，把内蒙古先行一步的牧区工作经验推广到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成了五六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工作的指导方针。
内蒙古牧区的民主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壮举。初期因为没有经验，曾出现过曲折，但它同农村土改一样，产生的巨大政治效果和社会影响是空前的。它极大激发了被解放的奴隶和翻身农牧民的革命热情。为保卫胜利果实和幸福生活，他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在清除草原匪患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提交了关于《内蒙古情况》的书面发言。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乌兰夫说：“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对如何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毛泽东、周恩来、乌兰夫早有考虑。为推进这一设想早日实现，194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归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1950年1月，周恩来邀乌兰夫进京谈内蒙古自治区与邻省划界问题，问乌兰夫有什么考虑？乌兰夫说：“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周恩来称赞：“这个原则好！”按照这个原则，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内蒙古全区域解放，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时跨13个年头，经过多次区划调整，才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地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毛泽东在西柏坡讲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在内蒙古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充分显示了在内蒙古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中，毛泽东的决心，周恩来的认真，乌兰夫的耐性。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蒙绥合并”问题上。毛泽东讲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必然包括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毛泽东让乌兰夫选首府，乌兰夫选中了归绥（今呼和浩特）。这时候“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轮廓，就已经大致上清楚了。为便于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1952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1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与中共绥远省委为指导关系。同时决定，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西迁。西迁本来该一步到位迁到归绥，但因对内蒙古的区域问题党内认识不一致，只好先落脚张家口。乌兰夫曾风趣地将此比作“借荆州”，周恩来说“该借就借，走一步近一步”。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为了做思想工作，讲了“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古人欢迎汉人进来，帮助建设包钢；一扇门是汉人支持蒙绥合并，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1952年初，毛泽东得知“蒙绥合并”久拖不决，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后，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再拖了，谁不同意就撤谁，几个不同意就撤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这事是中央定了的，我去做工作，请主席放心。”之后，周恩来给乌兰夫出主意，让他以内蒙古分局与绥远省委为指导关系之便，先去沟通，而后他再亲自去做工作。1952年6月，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紧接着中共中央华北局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与绥远省委合并，称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在行政管理上，内蒙古自治政府和绥远省政府合署办公。经过反复地耐心做思想工作和一段磨合，终于取得一致意见。1954年3月，正式撤销了绥远省建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至此，“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基本实现。随后于1955年年底，属甘肃的阿拉善、额吉纳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最后1962年河北省商都县划给内蒙古自治区。这时毛泽东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才由愿望变成了现实。
乌兰夫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任务，圆了内蒙古蒙古族同胞长期向往的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行“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的梦。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
内蒙古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在实现“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过程中，每次区划调整，都带进来一批干部。他们带来了原属地区的好经验和好作风，这些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全心全意为内蒙古人民服务，为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被内蒙古人民铭记。
结束语
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这两项历史任务的圆满完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经历了这段历史，是这段历史高峰期（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7年内蒙古共产党工委成立）的亲历者，也是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回首这段史诗般的奋斗历程，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主政这段奋斗历程的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40年大庆时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四是培养干部。这是他亲身体会的真知灼见。能具有这四条，能做到这四条，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呢？我觉得主要是两条。其一是牢牢把握大方向。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主自治。这是根本，是奋斗目标，也是归宿。其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就是理解包容，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这是条件，是同志、朋友间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业有成。回头审视这段历程中所有成功的大事，无一不是这样取得的。
回首历史，我们值得骄傲，这是因为我们时无虚度，力无白费。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史册永存。它不仅使内蒙古民族结束了被分割和贫穷落后的历史，走上了统一、繁荣、幸福的光明大道，开创了新的历史征程；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这段历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代人思想认识上达到的高度一致，为内蒙古自治区以后的发展，包括在20世纪中期成为初步繁荣的模范自治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北疆的长治久安等，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有一颗“赤子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者的共同使命，也是永恒主题。先辈们这样做了，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这样做。要坚持不懈，永远这样走下去！
回顾历史，重在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说：“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历史。”“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最强音，是对全体中华儿女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力召唤，也是对形形色色分裂分子的严正警告。新形势下，我们不忘初心，就是要继承弘扬先辈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精神；继续前进，就是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中，创建更加辉煌的未来！
